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广州火车站，站台上东谈主头攒动。朱光收好那本被他翻得起毛的《汉魏六朝诗选》，挥手告别送行的市民，登上北上的列车。自一九四九年冬天调任广州开云体育，于今已整整十一年。身旁的旧拐杖是长征途中留存的挂念，铁镣的划痕还在——它请示着他依然戴着桎梏登山渡海，也请示他还有未竟的包袱。

广州的变化有目共睹：珠江畔的昏黑棚户被新型寝室取代；东濠涌和西濠涌的黑水被清算；从越秀山一直到黄沙，工东谈主夜校的灯光醒目。交流小组每周碰面会，他老是第一个到，放下半截烟草就钻进堆满图纸的会议室。有东谈主笑他“又要当工程师”，他只摆手：“城市是千万双眼睛看着的，差一寸齐算不得好。”

广州的干部没健忘一九四九年那份“南下备忘”。那年九月，朱光从长春前去北平报到，手里揣着任命电报，却先拐去西苑。朱德总司令一早等在湖边。两东谈主边走边聊，谈及东征、西征，也谈到白山黑水的粮秣费事。正说得戮力，毛主席从回廊里慢步走来。主席捏入辖下手中珐琅杯，对着朱光眯眼一笑，竟反问：“同道，你是哪一位？”朱光哈哈一笑，自报家门。主席趁势追问：“只见老总，不来看我，怕我忘了你？”朱光摇头说：“主席忘谁也忘不了我。”这一唱一和，把旁东谈主逗得直乐。

能让主席记着，不啻因为在延安时同吃“八宝粥”的神志，更因朱光那股子文气。广西博白东谈主，南宋朱熹后裔，家境中落，却自幼写得一手飞白隶书，还会双手运笔。学生期间，他为同学刻劣等一幅列宁木刻像；在淞沪抗战后，又更姓更名混进上海艺术界，用话剧《血祭上海》唤起若干东谈主报国之志。

战场上他更是异数。红四方面军西征前，朱光因在小河口会议上顶嘴张国焘，被戴上手铐列为“经管对象”。二万五沉雪山草地，他拄着木棍、脚拷铮亮，随着戎行跋涉。战士们一次次诧异：“那不是朱秘书长吗？还辞世！”张国焘要东谈主写口号、画舆图，舍不得枪决他，这才保住一命。湘江边、草地上，朱光一步没落；到达会宁时，手镣上的铁销早已磨得发亮。

一九三六年冬，三大主力会师，他重回党组织。随后担任中宣部科长，又和廖承志筹建中国文协戏剧组。延安窑洞里的油灯下，他排练《炭矿夫》，扮演老矿工之子，粗布衣、暗淡脸，一启齿即是陕北腔。主席不雅后嘉赞：“这是会写字的战士，亦然会演戏的兵。”鲁迅艺术学院创办时，主席举荐他任秘书长，自此，朱光既是战士，亦然艺术陶冶。

一九四八年冬，东北战场尘埃初定，他被派到长春任市委布告，隆重接受、馈遗、收复坐褥。三个月里，粮秣配给、工场复工、平准物价，一个不落。眼见城区饿殍随地，他下令先放仓粮，再打井。有东谈主惦念“家底见底”，他只答一句：“救活了东谈主，基础底细就有了。”事实评释，长春很快复苏，这条训诫其后被写进政务院文献。

建国大典前夜，他向北请命南下。主席批准后，移交：“把在南边的老同道齐相助起来，南边要靠你哟！”朱光双手接过字条，里头那行端秀的行草，他细细形色良久。而后，广州的三街六巷多了一个中山装挽袖子的身影。汽车没油，他就骑旧自行车跑工地；遇上台风季，他披雨衣卷裤腿蹚到江边，督着工东谈主加固堤岸。有东谈主玩笑：“朱市长的衣袖永远是灰的。”市政府旧楼里传为好意思谈。

有兴趣的是，他在广州依旧离不开戏剧。每逢周末，市文化局排练新戏，总能见到他坐在终末排缄默作念条记。一九五二年，粤剧《搜书院》准备翻排，他忽视让老艺东谈主和年青演员同台，使传统唱腔和新型舞好意思联结。献艺后，票房连爆三周，老茶客竖起拇指，说“这才是新广州”。

刚直，是共事们对他的另一印象。毛织厂扩建，他婉拒了厂里送来的“慰问织锦”；高温补贴发平直，又全数推回给工地伙房。随后他立规：凡公款采购，必须张榜公布明细。“秃头市长”一时成了工东谈主茶余饭后的诨名，却带动了全市财务公开的民俗。

一九六〇年北向前夜，他受邀再进中南海申报。主席依旧端着那只白瓷杯，茶沫在杯口摇荡。“广州怎样样？”“差使还多，基础底细打牢咧。”朱光答得节略。临别，主席挥笔写下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八字，算是新的行囊。

回到北京后，他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协调委员会副主任，专管文化交流。不久，安徽省请调，他又披挂南下，在庐州隆重农业和水利。皖北干旱频年，他勘河谈、量泥土，一对布鞋干脆泡湿了再晒干，反复数次。缺憾的是，频年奔走销耗了他的心血。 一九六九年秋，朱光病逝，常年六十三岁。

有东谈主统计，朱光一世换了二十多顶帽子，走过万里征途，却永恒带着那枚被磨得发亮的脚镣。他我方却把功劳浅浅一句掠过：“命是党捡纪念的，能多干一天，就多干一天。”